由于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史料有兴趣，在书店见到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的《百年老照片》第一册中有《左翼作家联盟成立》一篇（第261页），就买下此书，回家细细翻阅，遗憾的是读后令我大失所望。这篇介绍文字说：
……和创造社同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，还有太阳社。……该社出版过《太阳月刊》、《海燕周刊》。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，在鲁迅、茅盾和创造社、太阳社的团结基础上，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2月16日，鲁迅、瞿秋白等在上海成立“组织国内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”。3月2日，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。参加者有：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（不久即退出）、周扬、沈端先（夏衍）、画室（冯雪峰）、钱杏?、蒋光慈、冯乃超、田汉、李初梨、柔石等50余人。
在这两段仅200字的说明中，就有多处历史事实的错误，必须一一加以辨正，以免以讹传讹。
首先是，太阳社是否出版过《海燕周刊》。可以大胆肯定地说：没有。太阳社刊物有好几种：《太阳月刊》之外，还有《拓荒者》、《海风周报》、《新流月报》等等，并未出过《海燕周刊》。但有一件事与“海燕”两字有些牵连，就是《拓荒者》第4、5期合刊出版时，为了蒙蔽敌人，使刊物能顺利发行，其中部分杂志使用了“海燕”的封面，但也只是部分刊物，并非全部，这样，这期《拓荒者》就有《拓荒者》和《海燕》两种封面，后者只是前者的化名而已。
在介绍左联筹备、成立时，把茅盾和鲁迅并列，是要强调茅盾和鲁迅共同参加了这一工作。众所周知，早在1928年7月，茅盾就去了日本，直到1930年4月5日，即左联诞生后1个多月才从日本归国，来到上海。整个左联发起、筹备和成立这段时期，茅盾都在国外，他怎么可能同鲁迅共同从事一切有关事宜呢？这只不过是作者的想当然而已。
要谈左联的发起与筹备，不能只提鲁迅。鲁迅不久前还受到创造社、太阳社一些人的攻击，又不是中共党员，是很难同这两个团体的代表人物直接接触的，要做创造社、太阳社的团结工作，必须有其他人士出面才行，他们就是冯雪峰、沈端先（夏衍）、柔石、阳翰笙等，冯雪峰、柔石一般认为属于“语丝派”，与创造社、太阳社没有什么大的对立和冲突；夏衍没有加入1928年的论争，是较理想的缓冲人物，钱杏?把他从中共闸北第三街道支部（文化支部）调出来从事左翼作家的连络团结工作，目的就在于此；阳翰笙是郭沫若指示并安排去创造社的，又是相当活跃的左翼作家，李富春同志又亲自找他谈过话，要求创造社、太阳社一班人要认识鲁迅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，要善于尊重他、团结他、爱护他，作为党员，他自然牢记富春同志的指示，在创造社内部认真做好说服教育工作。正是经过上述同志的一致努力，左翼作家间的敌对情绪才逐步消除，团结气氛才愈来愈浓，面对现实和未来，顾全大局，才日益成为大家的共识，为后来左联的正式成立创造了条件。
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位关键人物，那就是潘汉年同志。只要谈及左联的酝酿、筹备、成立，就不能抹煞他的历史功绩，因为他是整个发起筹备工作的核心和灵魂，在这位中国革命史上传奇人物的生平历史愈来愈为人们了解的今天，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句：如果没有潘汉年，也许就不会有左联，也就不可能有大放光芒的“红色三十年代”！而《百年老照片》第一册的这篇文字，却只字不提潘汉年，实在不该有这样重要的遗漏。
这段介绍文字还提到瞿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筹备。这也不符合事实。从左联筹备到成立，他都在苏联，怎么可能与闻左联成立的事呢？
文中提到一个团体：“组织国内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”。是否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呢？据我的了解，没有。多年来，为撰写《左联词典》书稿，我查阅过不少文献史料、拜访过许多左联前辈，都没有记载这样一个委员会，也没有人谈到有这样一个委员会，我相信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《左联回忆录》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《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》这两部至今最为完备的左联史料书中，也找不到有关这个委员会的记载，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委员会，《百年老照片》《左翼作家联盟成立》一文的作者的结论，不知有何可信的证据？
再谈谈茅盾、郁达夫、周扬、蒋光慈等人是否出席左联成立大会的问题。
前面已经谈到，茅盾于1928年出国，整个左联筹备期间他都在日本，直到左联成立后一个多月才回到上海，他自然不可能出席3月2日的成立大会。
那么周扬呢？他也没有赶上左联筹备、成立这一历史盛事：当时他在日本留学，1931年才回到上海，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，参加剧联要演戏，而周扬一口湖南话，不大会说国语（也就是今天的普通话），后来调到左联，他自然也不可能出席1930年3月2日的大会。
郁达夫、蒋光慈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之说由来已久。他们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国民党当局通辑左联第一批成员的黑名单中（第6039号密函）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名单并不完全正确无误。长期从事左联研究的丁景唐先生早在1980年4月就发表专文，考证哪些人出席了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的问题，文中引用郁达夫的日记，证明他那天并未出席此会。蒋光慈当天也未能出席会议（见上海文艺出版社《中国现代文艺参考资料》第5辑）。丁先生的这一有说服力的正确结论长期以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，无人提出异议。香港学者王宏志也专门著文考证“谁出席了左联成立大会”的问题，也认为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上并无蒋光慈和郁达夫（见他的《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———鲁迅与左联》，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他的结论也至今无人非议。《百年老照片》《左翼作家联盟成立》一文作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胡乱沿用旧说，以讹传讹，把早已梳理清楚的史实又搅成一笔糊涂账，若有人据此著书立说，岂不谬种流传、误人子弟？
最严重的错误还是一张老照片。
也是在该书261页上，印有一幅戴眼镜、穿西服的学者照片，边上的说明是：
冯雪峰，浙江义乌人，早年在杭州参加青年文学团体“晨光社”。后与应修人等组织“湖畔诗社”，1927年加入共产党，曾任“左联”党团书记。
细看这张照片，我真糊涂了：难道他真的是冯雪峰吗？不，不是！照片中人根本不是曾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著名共产党人冯雪峰，而是另一位著名学者、作家郑振铎。我见过不止一张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照片，冯雪峰三十年代根本不戴眼镜，而郑振铎是戴的；两人的面貌也不尽相同，怎么会相互混淆呢？冯雪峰的照片，各种鲁迅画册中都有，北京鲁迅博物馆陈列大厅中挂的也有，可是执笔为文者和编辑同志却无暇去核对一下，真叫人深感遗憾！
这段短短三、四百字的说明文字中，还有一些似是而非、颠三倒四的地方，例如说太阳社出过《新流月刊》，其实那应该叫《新流月报》，而非《新流月刊》；又说左联办过《新文艺讲座》，其实它应叫《文艺讲座》，刊名上并没有那个“新”字，虽仅一字之差，毕竟不合事实。又如说左联“先后主办的刊物有《萌芽》、《拓荒者》、《现代小说》、《北斗》、《前哨》、《大众文艺》、《文学月报》、《文艺新闻》、《新文艺讲座》等。”这里的“先后”顺序也不对：前3种都是左联成立前创办的，《大众文艺》出刊又在上面3种刊物之前，其他几种刊物的问世时序应是《文艺讲座》、《前哨》、《文艺新闻》、《北斗》、《文学月报》。不说“先后主办”则已，要论先后，则不应任意颠倒，以免读者误解。
4月2日《新闻出版报》刊出厦门读者晓新的文章《〈百年老照片〉差错太多》，列举书中种种错误，我深有同感并不厌其详地对他的文章作一补充。我还要说的是，要谈论像左联这样严肃的话题，作者首先必须认真谨慎、细而又细，决不能单凭主观臆测、以想像代替事实，这才不至闹笑话，也才能谈到对读者负责、对历史负责。
 照片中人根本不是曾任左联党团书记的著名共产党人冯雪峰，而是另一位著名学者、作家郑振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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